“文化自觉”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新的时代和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如何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处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仅是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兴衰的社会现时问题。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自八十年代以来多次论及中华民族需要“文化自觉”的问题。所谓“文化自觉”，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本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思想内涵、现代价值、未来走向。联想中国文化的百年沉浮与中医学的发展现状，深感“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基础，也是中医学理论继承与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文化的百年沉浮
从十八世纪开始，中国不仅遭受西方船坚炮利的侵略，而且同样遭受其文化上的侵袭与破坏，特别是精神文化方面。受其影响，清末以后开始的维新运动，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初年则进一步提出“全盘西化”，以西方“现代化”代替中国“旧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视同现代化的障碍。至“文化大革命”，则达到要把传统的“旧东西”统统扫清的程度。总之，中国文化近百年来屡经磨难，步履维艰。不仅中国如此，在韩国、日本等中国文化所及之处皆是如此。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东方文化遭受的严重挑战，包括传统医学在内的东方文化的价值遭到全面的非议和否定，在日本、在中国、在韩国，传统医学也相继遭受到或被排挤、或被取缔的命运。首先，日本 “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于1873年取缔了汉医。1914年，中国北洋政府步日本消灭汉医之后尘，把中医学从教育系统排除。1929年，民国政府通过 “废止旧医案”，后由于中医界的抗争而未能得逞。在韩国近代，汉医学也曾经历过与中医学同样的命运。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影响、冲击、改变着整个世界。就中、日、韩三国传统医学在近代被排挤、取缔的遭遇而言，“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悲剧，是滥用行政、法制手段以一种文化排挤另一种文化的历史典型，是人类社会在疾风暴雨的冲动年代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幼稚病，是科学发展之路山重水复、趑趄进退的折光反映”。（《医道与文采》）
二十世纪以来，仍在相当程度上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当作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来看。中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荒疏、淡漠，对中医学理论的轻视、曲解，表现在医疗、教育、科研各个层面。早在八十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波克特教授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医道与文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至今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势头强劲。因此，如何认识和阐发中医学理论的思想内涵与现代价值？如何正确判别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方位和根本走向？可谓迫在眉睫。中医学理论继承与发展的现状，人类卫生保健事业的需求，振兴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要求中医基础理论学科通过“文化自觉”，回答“什么是中医学理论”，“中医学理论从何而来”，“中医学理论向何处去”。

二、在“文化自觉”中溯本求源
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赖以繁衍昌盛的中医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渗透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各个方面，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全都一脉相承，特别是与中国道学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中国道学，是达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探讨自然、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学问。道学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 “人天同构，身国一理”。道学的精华，在于参透自然、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进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性，追求人与社会、自然界及各种关系的最优化。中医学就是以古代道学思想为指导，运用阴阳五行等象数理论，来研究人体生命运动及其调控规律的一门学问。中医学之所以能历千年而不衰，是因为它以“道”为本，兼容百家，执形而上之“道”，用形而下之“术”，“术”可变而“道”终不变，始终遵循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基本法则，坚持不懈地研究人类生、长、壮、老、已这一生命规律的结果。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以养生为本，治病为末，与道教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若不明中国文化，不懂中国道学，不解《黄帝内经》，则是自行断绝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活水源头。因为，包括中国道学、中医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不是已经消失的遥远记忆，而是贯通中华民族精神与智慧的千古命脉之所在。中医学只有知道从何处来，才能知道往何处去。
脱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谈中医学术继承，好比无源之水；抛开中医学的理论思维，谈中医学术创新，即是无本之木。中医学要在与近现代西方医学及世界各国传统医学的联系与交流中，保持自己的风格与特色，展现自己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为现代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独特的贡献，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依赖于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启迪，必须尊重、发掘、承继、阐释自己所脱胎的传统文化，潜心研究中医学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研究历代医家如何从中医的诊疗思想出发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只有通过“文化自觉“，理解中医学理论的来龙去脉、丰富内涵、现代价值及存在问题，正确判断中医学所处历史方位和根本走向，才有光明的前途。

三、在“文化自觉”中潜心悟道
中医学的精髓，是中医学理论的思维方式。中医学理论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临床方法论的灵魂。思维方式是文化结构的内核，是某一种特定文化的真正生命力所在，文化的延续乃是思维方式的延续。在中国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整体性思维，“天人合一”成为一种最普遍的、最基本的观念，构成了中国系统思维的基本立足点。其特点是，不仅把自然界当作一个整体，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天和人、人与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中医学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以“系统思维”模式立论，创立了独特的自然观、人体观、生命观、疾病观以及临床养生、防治的圆机活法。中医学与近现代西方医学最根本的区别，是各自文化背景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的区别，是思维方式导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区别。如果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不研究中医理论与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内在联系，也难以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医学理论，更谈不上运用中医学理论去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研究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和对待过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如何创造未来的问题。研究和阐发中医学理论的思维方式，目的是探索解析中医学之“道”，实践中医学之“道”的路径。
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重于对中医学理论的“微观探索”，“指标检测”，“客观实证”，对于中医学术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对于中医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少有问津。五十年来大量所谓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和成果，既不是道法自然，也不是道法中医，而是“道法西方”、“效法西医”。其间，或执西医之道，用中医之术；或执西医之法，用中医之药；或以西医之术，验中医之理等等。上述研究，作为多学科研究、运用中医的探索，尚可理解；作为中医学科自身的主导方向和发展模式，则不可思议。这些都是中医基础理论学科，需要在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上进行理论反思的问题。

四、在“文化自觉”中卓然自立
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上，中国学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容纳百川的文化长河，而且生生不息地世代传承两千余年。近代以来，受东西方文化变迁趋势的影响与驱动，中医学术界更是全面开放，来者不拒。以现代西医学科为主导的多学科，近百年来全面参与中医界的决策、管理、医疗、教学、科研；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对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仪器，几乎无所不用。用于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科研经费，是向整个学术界各学科开放。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更是自然科学多学科研究中医药的突出典型，研究基金向“中医药学的现代科学实证”全面倾斜。总体上来看，建国以来相当数量的中医基础研究项目，已经达到了置中医学术内在规律于不顾的程度。这在国内外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是没有先例的。从根本上来说，近百年来的中医学是一个被质疑、被审视、被研究的学科，中医学理论是被质疑、被审视、被验证的思想体系。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没有取得普遍认同的实际发展，又往往归咎于中医学理论的陈旧，归咎于中医学技术的落后。一百年来，在传统文化衰落的大势中，中医学失去了原来健康生存的气候、环境与土壤，始终处于东西方文化撞击的旋涡中，实际上早就淡化了学科主体性，也未能真正建立起学科理论队伍。未来，中医学科能否在学术上自主发展，依然面临严峻考验。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向何处去？是这个问题的焦点。
当前，中医基础理论学科，首先需要通过“文化自觉”，实现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 “自知之明”，全面树立和强化学科主体意识。这是中医学科主体性能够存续，并在学术上与其它学科平等交流与相互促进的基本前提。如近代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所说，“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中医学术界只有通过“文化自觉”，获得对本学科理论的“自知之明”，才能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把握中医学的历史方位和根本走向而卓然自立、健康发展。

五、在“文化自觉”中继往开来
中医基础理论学科，要在“文化自觉”中继往开来，就要把中医学理论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结合古今临床实践加以认真研究和解析，全面阐发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理论内涵、理论思维，认真研究、解析理论如何指导实践，实践如何促进理论发展等基本问题。同时，中医基础理论学科还肩负着对既往研究进行理论反思，实事求是地在学术上拨乱反正，维护中医学科学术主体性，捍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所谓继承，是要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古典中医学著作中的思想精华和实践经验，探索中医学理论起源和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回答“中医学理论从何而来”， “什么是中医学理论”，“如何发展中医学理论”等根本问题。通过回答上述问题，促进中医学科理论的主体性发展。中医学包涵了丰富的人文、哲学内涵。要真正认识中医学理论的本质与特征，回答“中医学理论从何而来”，必须全面阐发中医学理论的思想文化基础，探索和揭示中医学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要回答“什么是中医学理论”，必须在全面梳理历代经典著作和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对中医学的理论内涵和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的解析和阐发。中医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中医学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以《黄帝内经》为理论核心，经过历代医家的实践探索、理论充实而发展起来的，有关人类生老病死及其调控规律与法则的知识体系，也可以说是历代医家养生、防治学说的知识总汇。其具体内容见载于中医历代各家相关著述之中，有待于系统的理论综合和提炼。对于古典中医学著作中记载的历代各家学说，应该深入钻研，力求系统而深刻地领会贯穿流动于其中的学术思想，全面而准确地理解蕴含包容于其中的科学事实，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一家之说，甚至仅仅只是看到只言片语。特别是，中医历代医案、医话、医论之中，贯穿着丰富的中医理论思维，记载着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科学事实，是中医理论创新的重要源头，值得深入提炼与研究。
所谓发展，首先要解决中医学理论如何创新的思路与方法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是要从中医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与此相应的思维方式出发，确定与此相应的研究思路。如果不是从中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相应的思维方式出发，就不能称其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研究的结果必然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无所裨益。在现实的医疗、教学、科研、决策中，是不是坚持中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关键看是否坚持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应，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要特别重视坚持理论思维为主导，只有运用理论思维对古今实践进行理论概括与综合，才能从中提炼出新概念、新法则、新规律。因此，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相关的文献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还不能完全等同于以理论思维为主导的理论研究。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特别要着眼于新的实践对理论发展的需求。也就是要坚持面对新问题，探索新规律的发展思路。在新的时代里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关键是要从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按照中医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临床现实问题，才能把中医药防病治病的实践不断推向前进。以防病治病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理论，才能抓住理论联系实际的最现实的课题，保证中医学理论的继承和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创立的理论，为今天产生的临床问题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也不能以古书中的方药去和现代问题简单对号入座。中医学者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据中医学的基本原理和法则，根据实践经验和时代发展，探索解决临床新问题的答案，形成有临床实践根据的中医学新观念、新理论，继承和完善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如果不是从中医学的思想出发去搞所谓创新，充其量是技术、方法、指标的变换和更新，根本谈不上与中医学理论发展有何关系。
总之，理论创新和发展，要着眼于理论思维的实际运用，探索和实现理论思维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只有善于运用理论思维指导、分析现实问题，善于把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提高到理性、理论的高度，善于从现实中总结和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才能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中医学理论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创新的目的和评价标准，是提高运用中医理论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效果、水平和能力。
以上，是笔者受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的启发，有关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些思考。最后仍以费孝通先生的一段讲话作为此文结语。其云：“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观空想。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费孝通先生2001年在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文章来源:中医药战略地位研讨会论文汇编七)